春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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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斗日语:春闘,しゅんとう),又称“春季生活斗争”、“春季工资斗争”,是日本工会每年春季组织的为提高工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1954年,合化工人联合会委员长太田薰提出此案,1955年开始第一次春季斗争。此后,每年都由各大工会联合组成“春斗共斗委员会”,领导春斗。现在已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固定形式之一。春斗一般采取谈判的方式进行。
中文名
春斗
外文名
春闘,しゅんとう
又    称
春季生活斗争
提出时间
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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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斗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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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在战前遭到弹压的左翼人士开始活跃起来,工会活动也实现合法化。日本的工会与欧美国家的产业联合工会不同,而是以企业工会为主要形式,企业工会占日本工会的90%以上,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龄工资)和企业工会也被誉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神器”。企业工会对于协调劳资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使工会的整体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因此,在与资方的对抗中,工会获胜的事例很少。要求进行工会联合、加强工会团结的呼声不断高涨。后来的“春斗”就是日本工会联合斗争的结果。
战后日本工人工资很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是美国工人工资的1/8,联邦德国工人工资的1/2。1954年,日本经济联合团体(“日经联”,雇主团体)提出了旨在限制工资增长的“工资三原则”,即:第一,工资不应反映物价的上涨;第二,要根据企业经营状况提高工资;第三,如果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不能提高工资。这引起了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反对,成为工会联合起来进行“春斗”的导火索。[1] 

春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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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太田薰东京“虎の门”共济会馆召开了“春季提高工资共斗总决起大会”。有私营铁路煤炭电力化工造纸金属等全国六大产业的工会参加,紧接着3月份化学电机工会加盟,组成了八大产业工会联盟,爆发了日本历史上的首次“春斗”。八大产业向经营方联合发起了“赁上げ”(提高工资)的要求。此次春斗规模浩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春斗”得到迅速发展,1956年设立了包括公务员工会(官公厅工会)在内的官民统合的斗争总部,发表了详细的斗争计划和时间表;1957年春斗以国铁工会为核心,要求确立至少8000日元的最低工资制;同时,作为日本劳动运动核心组织的日本劳动工会总评议会与其他中立工会一起成立了“春斗共斗委员会” (1976年改称“国民春斗共斗会议”),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春斗”组织格局,在其后的“春斗”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各产业、企业的工会组织,以“上年度实际业绩+α%”为目标,分别向所属经营者提出“べ一スアツプ”(涨工资要求),因而频繁发生劳动争议。对此,经营方提出“长期雇用、定期升给制”,以维护劳资关系的稳定。然而,“春斗”开始的动机,不是每年一次劳资双方协商好的“定升”,而是获得超过定期涨工资的额度,即“定升”的大幅度的工资上涨。“赁金(工资)·时短(缩短工作时间)·雇用”作为“春斗”的三大支柱,贯穿于整个“春斗”活动之中。日本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构成,即最初工资(初薪)和定期提薪(定升)两部分。这两部分工资每年都在增加,其中所谓的“定升”,是指各企业根据员工的年龄、工作年限(勤続年数)等因素提高工资水准,每年增加2%左右。主要是通过公司内部的新陈代谢——“定年退职者/新人采用”来内部消化。而“涨工资要求”( べ一スアツプ)是指“定升”以外的、基于物价上涨等因素提高工资水准,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人件费”,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收益。围绕着“涨工资要求”,“春斗”成为劳资博弈的“战场”。
“春斗”分三个层次进行。一是高层次的咨询,由春斗共斗委员会发布一份有关本年度“春斗”工资指导线的报告供各行业工会参考;同时主要的经营者团体“日经联”也提出自己的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供雇主参考。但春斗共斗委员会与日经联不直接进行协商。二是分行业进行谈判指导,由各行业工会根据连合提供的工资指导线,结合本行业实际情况,提出本行业的增资幅度参考指标;与此同时,行业雇主组织也召集本行业雇主开会,研究情况,提出对策。各行业的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也不直接进行协商谈判。三是企业工会组织与雇主谈判决定本企业实际工资增长,这是实质性的协商谈判[2] 
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61年池田勇人内阁发表了“所得倍增计划”,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利好的刺激下,工会对提高工资抱有更大的期待,1962年春斗达到最高潮,曾有181个企业的工会,举行7次大规模全国统一行动,有1600万人参加。1963年“春斗”提出了“与欧洲工资相同”的目标, “春斗共斗委员会”攻势强劲,不仅设立了与资方的交涉期限,还事先制定好了罢工计划,形成了以上一年“春斗”实绩为基础提高工资的斗争方式,1972年参加“春斗”的劳动者超过了900万人。

春斗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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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现的石油危机通货膨胀,使日本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工资上涨、价格转嫁”造成的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之中。1974年在石油危机导致物价飙升背景下的“春斗”,提高工资达到历史最高的32.9%,但最终实质工资提高率只有2.2%,该年度日本的GDP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对此极力主张“生产效率原则”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提出了“春斗”提高工资的额度1975年要低于15%,1976年要降至10%以下的对策方针。另一方面,“春斗”内部出现分裂现象,1975年“春斗”钢铁工会对以上一年“春斗”实绩为基础提高工资的斗争方式进行了批评,主张着眼于提高实质工资的“工资自律论”,引发了工会内部的分歧与争论。结果,当年“春斗”提高的工资水平远低于预期,仅为13.1%。“春斗”的倡导者、日本劳动工会总评议会会长、“春斗”的倡导者太田薰对钢铁工会的退让以及春斗共斗委员会的策略提出了强烈批评,并出版了《春斗的终焉》一书。10%以上的工资提高率在1975年成为绝唱,1976年起“春斗”的工资提高率降至10%以下,泡沫经济破灭后,1992年降至5%以下,2002年起进一步降至2%以下。[1] 
如前所述,以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契机,以往以提高劳动者工资为目标的“春斗”开始发生转折。从1975年“春斗”开始,将国民经济的“整合性”纳入到“赁金决定”之中。“春斗”的形式向着“工资水准的横向化和社会化”转变,这种‘春斗”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的失业率不断攀升,从20世纪60年代的1%到1995年的3%,2001年的5%。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不断加剧,在与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如果随行就市,同样增加工资,势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导致国内产业整体降低国际竞争力。所以对劳方来说,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提高工资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议题。从1998年开始,“春斗”在以往的三大支柱的基础上,加上“ ワ一クル一ル”(劳动规则),变为四大支柱。随后相继提出:“60岁以后的雇佣延长,钟点工的工资上涨”。这样,加入更加贴近劳动者实际生活的劳动条件之后,‘春斗”活动的内容显得更加多样化。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日本“春斗”的口号来窥探其变化:
  • 2009年
贫困・生活危机突破の大运动で、かぞえるぞ大企业中心社会![3] 
在突破贫困、生活危机的大运动中,让我们一起清算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社会!
  • 2010年
変化をチャンスに、贫困・格差の解消、内需の拡大を![4] 
变化机会、消除贫困、工资工作差别、扩大内需
  • 2011年
すべての労働者の赁上げ・雇用确保を実现しよう·内需主导の景気回复![5] 
提高所有劳动者的工资,实现雇佣确保,以拉动内需恢复经济增长!
  • 2012年
TPP参加・消费税・庶民増税反対!原発依存のエネルギー政策からの転换を![6] 
加入TTP,反对消费税、庶民增税!转换依靠核电站的能源政策!
  • 2013年
変えよう!职场・地域と政治、胜ちとろう!赁金・雇用・くらしの改善[7] 
改变!职场、地域与政治;取胜!改善工资、雇佣、生活
  • 2014年
たたかいとろう!大幅赁上げ、くいとめよう!宪法改悪、许すな!雇用・くらし破壊の暴走政治[8] 
战斗!大幅上涨工资;阻止!篡改宪法;不许!破坏雇佣、生活的暴走政治
  • 2015年
    まもろう宪法とくらし ストップ暴走政治 実现しよう! 大幅赁上げと雇用の安定[9] 
    守护宪法和生活,停止暴走政治,实现!大幅度工资上涨与雇佣稳定
从“春斗”口号可以看出,“春斗”发展至今已不再单纯以涨工资的目标,而是要求大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并且致力于劳动者贫困的消除、日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乃至“修宪”、“和平”等议题。同时,透过“春斗”这一形式,使劳资双方以就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生产计划等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为了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双方交流合作,加深理解,谋求共识,即使工资增长率很低,也看不到过去剑拔弩张的争斗局面。“春斗”这一平台还增加了各个工会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将来的“春斗”,也将向多元化、理性化、双赢化的方向发展,不再只是局限于自身群体或本阶级的利益,会更为关注社会的普遍认同,更多的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要求。

春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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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春斗”经历了60年的演变,其作用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春斗”实现了提高劳动者工资的目标,从相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1961年至1975年“春斗”迅速发展的15年间,除1963年以外,工资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即使石油危机以后降至10%以下,但直到1991年以前也都在5%以上。[1]  可见“春斗”确实达到了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初衷,进而改善了日本工人阶级的生活。其次,“春斗”也达到了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的作用,由于“春斗”实行的是等额提高工资的方式,因此对低工资的劳动者来说工资提高率相对较高,对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国民普遍认为自己的生活处于中流水平,日本社会被誉为进入了“总中流时代”,这与“春斗”的作用密不可分。第三,“春斗”协调了劳资关系。由于经济长期低迷,劳资双方“利益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春斗”中劳资关系的激烈对抗程度逐渐缓解,“斗争性”逐渐减弱,决定工资的提高更多的是通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从前“春斗”的劳资对抗向劳资谋求双赢的方向发展,沟通与协调逐渐成“春斗”的主题,这标志着工人运动的成熟,也使劳资关系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趋向新的平衡。最后,“春斗”对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工资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扩大了市场消费。同时,无论企业内是否建立了工会,都要按着“春斗”的标准提高工资。对于每个企业来说,承担的费用负担是同样的,平等的竞争条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这些都对经济的发展和良性循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春斗”这种斗争形式也影响了日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韩国,现在韩国每年也有“春斗”[10]  ;而台湾地区也受其影响,在每年11月12日左右举行“秋斗”,为改善工人权益而斗争。
不过,“春斗”仍有不少局限性,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春斗”对工资上涨的作用越来越小,今天“春斗”对于涨工资来说已经收效甚微了。而后来的虽然“春斗”出现多样化趋势,但也导致其越来越流于形式,难以达到其目标,相比最初的声势浩大的“春斗”已相去甚远。正如日本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尽管‘春斗’是由工会主导的在每年春天集中进行的集体交涉活动,但这种集体交涉必须在企业层面依靠劳资双方进行,而且‘最终决断’往往在全国范围内已得到事先安排,工人运动的全国中央组织及其下属组织(产业联合体)与经营方的全国中央组织及其下属组织(产业层面的雇主团体)此前的实力对比早已为此定下基调”。[11] 
参考资料
词条标签:
经济学 日本经济 日本 工人运动 劳资关系